因此我从另一个角度推测马英九的眼泪，可能是为国民党过去特工历史上的失败惋惜而留下的，据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统，与汪伪的“76号”展开过大规模的暗杀战，有人因此暗示《色戒》中“易先生”的原型，就是“76号”负责人丁默村，而王佳芝就是曾暗杀他的郑苹如。可是郑苹如一直坚定的执行暗杀计划，事虽不成，但视死如归，坚持自己是出于情杀的目的，没有供出一个同志。因此郑苹如与《色戒》中王佳芝是有天地之别，冰火不相容的两个人，郑苹如的牺牲，的确应使我们感动，所以在电影《色戒》这样有意无意的污蔑之下，怪不得郑苹如烈士的家属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李安。

   所以我们要探讨王佳芝到底是代表的是谁，据说张爱玲《色戒》写于1950年，30年以后才发表，那时张爱玲还在上海，但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他所爱的汉奸胡兰成，在1945年8月15号没有辞别家人就仓惶逃难，作为妻子的张爱玲，费尽辛苦的四处去找他，结果发现胡兰成在温州和丁默村打手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鬼混，佘爱珍自己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汉奸女特工，“76号”很多女犯人，都由佘爱珍亲自刑讯。于是张爱玲就此成了逃亡汉奸的弃妇，但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对胡兰成依依不舍，并拿出30万元钱帮助胡兰成和佘爱珍逃往日本。因此张爱玲在这时和王佳芝完完全全的重合起来，王佳芝是爱上强奸她的汉奸头子，在关键时刻以牺牲自己和同志的代价放敌人一条生路，而张爱玲是在抗战胜利后，给抛弃自己的负心人一条生路，也许是她高傲的心态，宁可人负我，不要我负人，但结果就是在国人正要惩处汉奸以血国耻家仇的时候，让汉奸躲避了正义的惩罚。

   不过胡兰成在日本也活得很艰难，靠着佘爱珍多次贩毒苟活。70年代胡兰成企图重整声誉，来到台湾发展，结果被余光中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痛骂人品恶劣，胡兰成自知无脸见人，才悻悻地离开台湾，回到日本。直到80年代以后，政治解禁，而张爱玲也名声大振，胡兰成于是借机大肆张扬他和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仿佛他从未背叛，和张爱玲是一对金童玉女天仙配一样。但说到底还是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情长期模糊不清的态度造成的，也许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结果吧。据说1949年以后，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夏衍和后来到北京当了文化部领导的柯灵与张爱玲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很器重“才女”张爱玲，希望她能为新中国多写文艺作品。结果张爱玲写了《小艾》、《十八春》等几部小说，还有几个不太出名的电影剧本，但现在最出名的就是《色戒》。

   也许我们应该理解在《色戒》中，张爱玲并非是要写一个真正要暗杀汉奸头子的女英雄，而是回顾她自己和胡兰成的一段情史，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就是由于自己被那个滥情的汉奸引诱，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也许身未死，但心已早死了。后来张爱玲最终离开上海客居香港，又奔往美国，在自己不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四处碰壁，后半生在困顿中挣扎，原因就是因为爱上汉奸，因此无法在自己熟悉的大陆和台湾的华语世界立足，最后在生活和精神上都孤独的死在美国。

   最后我还推测马英九的热泪，很可能是与中共在特务成绩比较上惭愧而留下的，因为国民党无论军统和中统，其主要任务好像都是暗杀，通过肉体消灭敌首为战场上的进攻服务，但奇怪的是效果很差，实际上真正的特务工作和暗杀距离很远，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搞的暗杀，其实都是对付叛逃人员的，因为真正的敌人，是一个群体组成的，不是消灭一个就能达到效果的，就像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狮子吃的羊都是老弱病残，整个羊群反倒越来越健康。你暗杀掉一个平庸的敌首，结果给聪明能干的敌手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国民党最具威胁性的暗杀，就是通过收买特务提供的情报，飞机投弹轰炸毛泽东新搬进的房子，结果只差几分钟功败垂成。但当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末期，不久毛泽东就搬进北京城了，而后人说老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那么如果老毛当时不幸，虽然老蒋要高兴万分，但随后的中共肯定是要实行集体领导，如果因此少走几十年的弯路，老蒋在台湾恐怕也安享不了晚年了。

   综合评判国共双方在特务方面的成绩，中共拿得出手的首先是前期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由于他们的工作，老毛打胜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虽然顾顺章叛变，但由于钱壮飞的力挽狂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全部逃脱，而三杰也自己也全身而退，后来李克农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进行隐蔽战线战斗，具有巨大的威慑力，据说在李克农病逝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放假庆祝。另外还有后期三杰：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他们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使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灰飞烟灭，他们自己还是全身而退，熊向晖还利用国民党的经费学外交，最后成为外交界的名人。而《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中反映的李侠、刘啸尘等烈士，实际都是下层普通地下党，中高级的秘密党员几乎都全身而退，像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国防部作战厅的刘斐等。

   就是在抗日期间，由于敌人是外国人，特务工作难度加倍，中共也取得较好成绩，如通过汪精卫随从秘书汪锦元，与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建立联系，将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传到延安。还有同时具有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等身份，被称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的中共特科精英——袁殊，据说他一开始就粘上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同时为了方便工作又搭上杜月笙，而中统的吴醒亚和军统的戴笠都因此拉拢他进来。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回到了上海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而然的加入进去，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中共给袁殊的任务就是传递情报，而戴笠他们短视得多，居然让他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暗杀李士群，炸毁“76号”，结果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这里好像又看到《色戒》里王佳芝的故事，但袁殊非常幸运，凭着与岩井英一的特殊关系，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给日本人，使得作为日本人奴才的李士群、丁默村自好忍气吞声，裤裆里的屁自己消化吧。这样看来王佳芝引诱的对象实在是个错误，如果当初直接色诱日本人，绝不至于在转心救了他后，落个恩人反被枪毙的结果。说起来汉奸属于太监、二毛子之类，虽然对老百姓耀武扬威，但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奴才，精神已被阉割，心理扭曲和变态是十分严重的（张爱玲深刻的写到，易先生感到那个女子爱上了自己，但她必须得死），农夫与蛇的故事，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吕洞宾与狗的故事，说的就是怜悯这种人的后果，王佳芝的被枪毙，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王佳芝呀，王佳芝（或者张爱玲），不但“枉嫁之”，也是“枉死之”！

   后来袁殊吸取教训，专心进行情报工作，向岩井英一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是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随后袁殊通过潘汉年电告延安，并转到苏联，使之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另外还及时向中共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也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为新四军的壮大立下巨大功劳。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国民党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后来曾庆红的父亲——华东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但在1955年，袁殊收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又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直到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精神也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知道在过去年代为国为民族，而在生死线上奋战的抗日志士的英雄事迹，如今鸳鸯蝴蝶也罢，风花雪月也罢，也不是不可以，但现在媒体和网络居然为一部描绘汉奸胜利的电影摇旗呐喊，肉麻的吹捧令人呕吐不止，难道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民族的精神真的要堕落了吗，我们的文化市场，就这么被商业势力不放一枪一弹的占领了吗，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近来的确是很难过，也要像马英九那样流下了热泪来。

补充：马英九的确要为国民党的过去而流泪

执行暗杀丁默邨任务的郑苹如可能不知道，派她的上级中统头子陈立夫，与丁默邨的关系甚深，三姓家奴的丁默邨曾经对亲信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跨国民党，是惟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来上海‘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后来陈立夫又对丁默邨“晓以大义”，告诉他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后来，陈立夫的儿媳林颖也回忆说，公公给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

  因此郑苹如的牺牲，在国民党看来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也许这个业余间谍所要完成的，其实只是为了“敲打”一下丁默邨。也许就像用肉包子打狗，狗狗跟别人走了，旧主人很气愤，但又可惜这条狗的“血统”。便用香喷喷的肉包子砸过去，砸中了，敲打一下，你要乖一些；砸不中，没事，让你看看，我并不是专心砸你。所以，狗狗还是可以回归旧主，继续做宠物啊！

   因此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即逮捕丁默邨，而是任命其为军事委员会浙江地区军事专员。让他“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奸匪，等待中央接受。”而后，虽迫于压力，将其与周佛海等巨奸逮捕，押赴重庆。但毕竟他们是“曲线救国”的“忠义同志”，所以断然不能慢待分毫。在重庆的日子，这些“曲线救国”的“忠义同志”，被“优待在磁器口缫丝厂军统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内，内部的陈设有沙发、弹簧床、卫生设备等等，胜过高等旅舍，吃的更是珍肴美味。”即便，后来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仍然受着特殊优待，单人号房，铁架床铺，自备伙食。”
  在随后的审判中，周佛海、丁默邨在法庭上大喊“冤枉”，声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忠勇地工。至于郑苹如，丁默邨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害她。”尽管，二逆都被被判处死刑，可他们却迟迟没有被枪决，只是被继续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生活上仍是自由自在，逍遥法外。”正如陈立夫儿媳林颖所说的，“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事实也证明了林颖所说非虚，与丁默邨一同被押，并先期被判死刑的周佛海，也先期被蒋介石特赦。本来，丁默邨只要像周佛海一样，在老虎桥“作个时期的休养”，被特赦也只剩下个时间问题了。可偏偏他不领领袖的恩情和苦心，喜欢去玄武湖畔赏风景。

   可很是一位中央社记者正好撞见了游山玩水的丁默邨，基于义愤，在报纸上刊发了一篇《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的文章。一时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矛头直指蒋介石，批评他放纵日伪刽子手。蒋介石为之暴跳如雷，大骂丁默邨不识好歹，“应该枪毙！”于是，事情急转直下。1947年7月5日下午2时，就在老虎桥监狱刑场，丁默邨被执行枪决。金雄白回忆说，“（丁默邨）在最后被判死刑要执行的时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连一步路也不会走了。”

   杀害郑苹如的直接凶手林之江，原本是黄埔六期生，混得不济方才投入军统，倒是如鱼得水。上海沦陷时，任军统上海区行动二组组长，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76号。进入76号后，他先跟李士群，后来被周佛海手下大将、前军统特务熊剑东收买。然后，又回归军统。根据民国名医陈存仁先生所著《我的医务生涯》的说法：上海解放后，林之江携带多年搜刮的不义之财逃到香港。1950年患精神分裂症，举止怪诞，每每在梦中大呼恶鬼缠身，从此精神一落千丈，次年吐血而亡。

   那位指导郑苹如刺杀丁默邨的中统专员嵇希宗，也是郑苹如在上海法政学院的同学，就是他在暗杀失败的情况下，愚蠢的认为郑萍如暴露的可能性不大，让郑萍如再试探一下丁默邨，结果使郑苹如成为送上门的俘虏。不久嵇希宗也被76号拘捕，但因为他是陈立夫的亲戚（远房侄子的表弟）的关系，丁默邨给了嵇希宗足够的照顾和关怀，并很快将其释放。从此，嵇希宗也就成了丁默邨和陈立夫联络的中间人。1941年，中统局再派嵇希宗由重庆来沪，以东南银行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但日军稽查甚严，丁默邨遂赠以电台，助其工作之用。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在上海安福路201号设立驻沪专员办事处，嵇希宗专员又被派回负责接收工作。在审判丁默邨时，嵇希宗出具了一纸文书：证明丁默邨确实掩护了中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而对于郑苹如，嵇希宗只是淡淡的说：“那是一个‘运用人员’。”说白了，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报酬的实习生。

   因此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完全要为郑苹如烈士的牺牲而忏悔，是他们毫无意义的暗杀行动，导致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如果中共掌握郑苹如这样一个中日混血的优异人才，一定会让她发挥巨大的作用，可惜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拒绝以出任伪职来换取女儿的自由，此后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病逝于1941年；她的母亲郑华君（木村花子），在抗战中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事业，解放前夕随国府赴台，1966年病逝，享年80岁；她的大弟郑海澄是空军飞行员，在1944年1月19日保卫重庆的空战中阵亡；她挚爱的未婚夫王汉勋，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曾任空中运输部队大队长。在郑苹如牺牲后再未婚娶，1944年8月7日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